《易经》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奇书宝典。自十七世纪传入西方国家之后，逐渐走向了世界各地。二十世纪，西方世界已经逐步形成了研究《易经》的热潮。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对《易经》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英国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翟理思，著了两部研究《易经》的书，即《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占卜概观》。他从图形、结构、卦象方面，对《易经》卦意进行了具体阐解。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运用了近代科学的多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本土易“古史辩”派的顾吉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易学的学术成果，被英国汉学家魏莱（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响应。魏莱撰写的《易经》论文，叫《变化之书》，发表在《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文中对《易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西方易学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沈仲涛是首创者之一，他的几部英文易学著作——《易经的符号》《易经汉英对照本》（经、传两部分合并英译）在西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还有中国学者杭新斋、薛子潜、丁超五等人，同沈仲涛一样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学思想，向西方国家传播。
 
　　　　二十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英国学者尝试《易经》英译，如米尔斯的《易经》英译，附在他所作的《创造力》中，其用意是将《易经》作为阐述创造问题的一个实例。上世纪后半叶，英国的学者圈对《易经》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占卜，已有广泛了解。英国学者汤因比到过中国，他喜欢易学，在他写的《历史研究》中，对“阴阳”概念作为历史哲学观念加以阐述应用，他还用阴阳概念、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进一步解说了某些历史民族的文明起源。
 
　　　　二十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为确立《易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及促进易学研究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人物卫礼贤首先向西方提供了《易经》德文译本，他在旅居青岛时，在中国劳乃宣的帮助下，花费十年时间翻译而成，其译本于1924年在德国耶拿出版，受到西方国家高度评价。接着卫礼贤又发表了《变易与交感》《易经的艺术精神》《死亡与更新》《对立和统一》《变中之常》等一系列研究和阐释《易经》的文章。之后，世界心理学家荣格将卫礼贤的德译本又翻译成英译本，在半个世纪里发行了100万册。瑞士作家黑塞曾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写了评论文章，他创作的小说《玻璃珠游记》，其构思明显受到《易经》的影响，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八十年代，国际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动向，就是《易经》研究与现代世界主流学术和文化相沟通。其突出表现：一是易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结合；二是易学的观念进入当代人类的实践性领域。如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所著的《物理学之道》，有不少论点论述了《易经》对于理解与解决现代物理学某些关键性问题及难题的意义。而早在七十年代之后，还出现多种论述《易经》科学意义的专著，如葛文达的《易经的内在结构——转化之书》和M·许勃格的《生命的密匙——遗传密码中的“易经”宇宙形式》。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教授，也发表了一系列《易经》学术演讲和论著，表明了东西方都认为《易经》对现代世界仍然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从而萌发了易学与世界主流学术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产生了“哲学易”“科学易”“艺术易”“管理易”“文史易”等多种学术的阐释。
 

　　　　总之，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对《易经》的研究仍在一些学者（汉学家）的小圈子里。而到了下半叶，《易经》在西方的传播就逐渐普及了，学术圈扩展了，有不少科学家、哲学家注重对《易经》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说和发挥，形成了一种新的易学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