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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山》、《归藏》以外，《周易》的本身这门学问中，有一个原则亦叫作“三易”，意思是说《易经》包括了三个大原则：就是一、变易；二、简易；三、不易。研究《易经》，先要了解这三大原则的道理。

　　（1） 变易

 　　第一，所谓变易，是《易经》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人，乃至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东西是不变的。在时、空当中，没有一事、没有一物、没有一情况、没有一思想是不变的，不可能不变。一定要变的。譬如我们坐在这里，第一秒种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在变了，立即第二秒钟的情况又不同了。时间不同，环境不同，情感亦不同，精神亦不同，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中，非变不可，没有不变的事物。所以学易先要知道“变”，高等智慧的人，不但知变而且能适应这个变，这就是为什么不学易不能为将相的道理了。

　　由这一点，我们同时亦了解到印度佛学中的一个名词“无常”。这个名词被佛教徒把它慢慢地变成迷信的色彩，城隍庙里塑一个鬼，高高瘦瘦，穿白袍，戴高帽，舌头吐得很长，名“白无常”，而说这个“无常鬼”来了，人就要死亡，这是迷信。实际上“无常”这名词，是一种佛理，意思是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能永恒存在的，所以名为“无常”，这就是《易经》中变易的道理。我们中国文化中的《易经》，是讲原则，宇宙中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非变不可，这是原则。印度人则是就现象而言，譬如看见一幢房子盖起来，这房子将来一定会倒，看见人生下来，也一定会病、会老、会死，这是看现象而名之为“无常”。

　　（2） 简易

　　第二简易，是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许多是我们的智慧知识没有办法了解的。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我常常跟朋友们讲，也可以说是哲学上的一个对比，天地间“有其理无其事”的现象，那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科学的实验还没有出现；“有其事不知其理”的，那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换句话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有其事必有其理，有这样一件事，就一定有它的原理，只是我们的智慧不够、经验不足，找不出它的原理而已。而《易经》的简易也是最高的原则，宇宙间无论如何奥妙的事物，当我们的智慧够了，了解它以后，就变成为平凡，最平凡而且非常简单。我们看京剧里的诸葛亮，伸出几个手指，那么轮流一掐，就知道过去未来。有没有这个道理？有，有这个方法。古人懂了《易经》的法则以后，懂了宇宙事物以后，把八卦的图案，排在指节上面，再加上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把数学的公式排上去，就可以推算出事情来。这就是把那么复杂的道理，变得非常简化，所以叫作简易。那么，《易经》首先告诉我们宇宙间的事物随时都在变，尽管变的法则很复杂，宇宙万事万物再错综复杂的现象，在我们懂了原理、原则以后，就非常简单了。

　　（3） 不易

　　第三不易，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的，可是却有一项永远不变的东西存在，就是能变出来万象的那个东西是不变的，那是永恒存在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宗教家叫它是“上帝”、是“神”、是“主宰”、是“佛”、是“菩萨”。哲学家叫它是“本体”，科学家叫它是“功能”。管它是什么名称，反正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变的，这个能变万有万物万事的“它”是不变的。

　　这是易经的三个原则，先要懂得。

　　《易经》理、象、数
 

　　懂了这三个原则以后，还有三个法则要懂得，这三个法则就是我们手边的这部《易经》的三个内涵：理、象、数。

　　这些基本原则要先记住，才能研究《易经》，现在先解释这三个字。

　　根据《易经》的观点看宇宙的万事万物--人生也好，情绪也好，思想也好……都有它的原则和道理。以我们现代的观念而言，理是属于哲学的，宇宙间万事万物既都有它的理，也必有它的象；反过来说，宇宙间的任何一个现象，也一定有它的理，同时每个现象，又一定有它的数。譬如这个录音带，是录音用的，它能录音，其中有很多理，录音带的样子、大小以及它还会放出声音，就是它的象；这卷录音带，若干分钟可以录完，有若干长，若干宽，这就是它的数。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理、它的象和它的数。

　　所以研究《易经》的学问，有些人以“理”去解释《易经》，有些人以“象”去解释《易经》，有些人以“数”去解释《易经》。古代的人掐指一算，万事皆知，那就是了解了易数的原故。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数，这是必然的过程，譬如我们举起桌上的茶杯，左右摇摆，这就是一个象；而左右摇摆了多少度，多少秒钟摇摆一次，就有它的数；为什么要摇摆，就有它的理-一是我为了使大家更具体了解《易经》理、象、数的道理所作的动作。所以《易经》每一卦、每一爻、每一点，都包含有理、象、数三种涵义在内。人处在世界上，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停地在变，只要发生了变，便包涵了它的理、象、数。人的智慧如果懂了事物的理、象、数，就会知道这事物的变，每个现象，到了一定的数，一定会变，为什么会变，有它的道理，完全明白了这些，就万事通达了。理、象、数通了，就能知变、通、达，万事前知了。

　　我常常告诉同学，最好不要去钻研“易”这门学问，如果钻进去了，会同我一样，爬不出来。如果一定要学，也最好只学一半，如果真把《易经》学通了，做人就没有味道了。譬如要出门了，因为易学通了，知道这次出门会跌倒，于是不出门了，一步都懒得动了。像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味道？何必去学？所以我说学易最好只学一半，觉得奥妙无穷，如黑夜摸路，眼前迷迷茫茫蛮有趣的；天完全亮了走路，眼前有一个坑，会掉下去，看得清清楚楚，于是不走了。可见学通了《易经》非常乏味，何必去学？话虽这么说，但学易真的通了，哪里还用来讲《易经》；我现在还来讲《易经》，可见就是半吊子，还不通。像我这样不通的人，在这里吹这些东西，还可以帮助大家摸摸这条路；真通了易的人，也许还会来这里讲，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人这样盲目太可怜了，他有眼睛，喜欢来带带路，也说不定。

　　理论讲到这里，以下我们进行八卦的研究。

    “卦气” 溯源

　　摘要：本文考证汉代易学中的“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其源出于先儒古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子夏易传》和《易传》中，均有“卦气”说的思想；殷墟甲骨文中的四方之名，以及《尚书·尧典》中的“析”“因”“夷”“ ？”，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由此可知“卦气”说渊源久远。作者强调，古人经过“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的规律有了认识之后建构了易学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象数含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这是易学乃至易学哲学的独特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

　　一、西汉“卦气”考

　　二、《子夏易传》与《易传》中的“卦气”说

　　三、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

　　四、结语

　　“卦气”说是象数易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学说，深入探讨此一学说，可加深对易学、易学哲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精妙底蕴及慧见的理解，意义非常重大，此本文之所由作也。

　　一、西汉“卦气”考

　　施、孟、梁丘三家居西汉古《易》十三家之首。《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注：“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又云：“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可见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在西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所谓“施、孟、梁丘”系指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他们同为田王孙弟子。而田王孙师承丁宽，丁宽乃田何的得意门生。施、孟、梁丘三家，宣、元时皆立于学官。考施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曾于石渠阁“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汉书·儒林传》)，可见施氏在当时学界已有着显赫的地位。故施氏《易》的完成，必当在此之前。案京氏生于公元前77年，当石渠阁会议时，他已经二十六岁，据理而推，此时应已受《易》于焦延寿。而焦氏自称学于孟喜，故孟氏《易》的完成，亦必在此之前。由梁丘贺、施仇宣帝时皆立为博士思之，估计三家《易》的完成，当在宣帝即位之初或稍前，约公元前70年左右。

　　在施、孟、梁丘三家中，以梁丘贺当时最为得宠。《汉书·儒林传》称：“贺筮有应，繇是近幸，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至少府，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但那时在学界声望最高、影响最大的却是孟喜。据《汉书·儒林传》载，“博士缺，众人荐喜”即其证。但因“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此所云孟喜“改师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汉书·儒林传》：“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由于“上信重之”的“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于是，孟喜“ 改师法”遂成千古定案，至今两千余年从来无人怀疑。

　　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先儒多认定即“卦气”说。“卦气”说(本文所言成熟的“卦气”说，请详《新唐书·历志》及清惠栋《易汉学·孟长卿易上下》，文中不再出注)首见于《孟氏章句》。孟氏之书唐时尚存：《新唐书·艺文志》：“孟喜章句十卷。”故唐人僧一行尚能见之。据《新唐书·历志》一行解释“卦议”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据孟氏冬至初《中孚》用事……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其《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分二至也。”考《汉书·京房传》云，京房“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孟康注此曰：“分卦值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分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主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由这段对于京房所传“卦气”的介绍及孟康注文看，焦、京之学确为师承孟喜而来。但《汉书·儒林传》则认定京房“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就连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也出来呼应此说，当京房以为延寿《易》即孟喜《易》时，他们表示“不肯”，皆曰“非也”。

　　就这样，京房所传焦氏之学，变成焦氏得于“隐士之说”，而孟氏由田王孙处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亦被《汉书·儒林传》结论为孟喜之“诈言”。

　　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弄清这段易学千古疑案，我们须先考察“卦气”说是否属于田何系统，并由此入手，再溯“卦气”之源。

　　(1)据《汉书·儒林传》介绍，沛人高相治《易》与费直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丁将军即丁宽，据《汉书·儒林传》记载，丁宽为田何得意门生，除师事田何外，又跟田何的另一弟子周王孙受《周易》古义：“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拒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案，吴、楚反于公元前153年，作《易说》当在此时前后，而高氏所传“专说阴阳灾异”之书，因“其学亡章句”，显然不属“训诂举大谊“的“《易说》”的内容。可见“阴阳灾异”说丁宽时已有传授，显然此说属于田何系统。田王孙为丁宽弟子，因此，田王孙得其师说而授孟喜，当是极为合情入理之事。

　　(2)如果因《汉书·儒林传》称其为“自言”而使人们仍然心存疑问的话，考《汉书·儒林传》：“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案元光之年系指公元前134年～１２８年，杨何之学虽然今已难窥其貌，但据《史记·司马迁传》介绍，太史公司马谈曾学《易》于杨何，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一段表达其易学观点的话：“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张晏注：“八位，八卦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节，就中气也；各有禁忌，谓日月也。”此说显然与“卦气”说相一致，亦与《礼记·月令》的精神相一致。因而可推知杨何《易》中有“卦气” 说的内容。案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年间，即公元前140年～110年之间，故其从杨何学《易》，当在公元前134年到128年，杨何“征为太中大夫”时。

　　(3)西汉有一个重要易学家魏相，因为此人未被列入《儒林传》中，故后人研究汉代易学源流时，他往往不被人注意。据《汉书·魏相传》：“魏相，字弱翁，济阴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学《易》。”因魏相迁河南太守时正值丞相车千秋死，而车千秋殁于公元前76年，可知此时已任太守，后又于宣帝即位时征“为大司农，迁御史大夫”。宣帝即位于公元前73年，故其任大司农与御史大夫当在此之后。魏相在其上表言事中，表达了其易学观：“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臣闻《易》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四时不忒；圣王以顺动，故刑罚清而民服。’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东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华，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由以上所引看，魏相以震司春、离司夏、兑司秋、坎司冬的易学观，显然与“卦气” 说完全一致。

　　案魏相死于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他先后任郡卒史，茂陵令，河南太守，被霍光逮捕下狱后又复为太守，并逐步升至大司农、御史大夫。如以其寿六十岁计，则魏相约当生于公元前120年左右。《汉志》既称其“少学《易》”，则魏相学《易》当在公元前105年至110 年左右。由此可以断定：魏氏所学之《易》，显然早于孟喜。《汉书·魏相传》既称其学“有师法”，可知在孟喜之前，“卦气”之说早已有人传授。这是一件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史记·儒林传》称汉代“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估计魏相之学为杨何弟子传授。

    (4)《汉书·五行志》：“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于《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也；离在南方，为夏为火也；坎在北方，为冬为水也。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至秋阴常雨，言伤则至春阳常旱也。”很显然，夏侯始昌的这段文字，说明西汉初年已经有了“卦气”说。夏侯始昌为西汉大经学家，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汉书·夏侯胜传》：“胜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可知如上“卦气”文字，属夏侯父子“明于阴阳”“说灾异”的内容。据《汉书·夏侯始昌传》：“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案《汉书·武帝纪》载，柏梁台灾发生在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显然当时他已极得武帝重视，故疑其受学起码当在公元前130年～140年左右，显然早于孟喜久矣。

　　由以上四考可知，“卦气”说在孟喜之前早已有传，可证此说非孟喜之“诈言”，实由田何系统师承先儒古说而来。正如前述，指责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为“诈言”的唯一旁证人是“同门梁丘贺”，证言为“田生绝于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恰恰是作为第一证人的施仇却并未出来说话，施仇不仅在孟喜这件事上没有出来说话，考《汉书·儒林传》：“及梁丘贺为少府、事多，乃遗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仇问，仇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不但如此，更“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由以上廖廖数语，我们不难悟到，“好自称誉”的孟喜在用《易》自保方面，确实不如他的另一位同学施仇。孟喜可能因其才学过人而声望又高，因此遭到权贵同学的嫉妒，遂借用权力给了他个“改师法” 的罪名，并因此而不得为博士，依据中国文人之间相轻相残的传统恶习而思之，这也是毫不足怪的。那么，京房时，孟喜的弟子翟牧、白生为什么也不肯承认焦延寿所传之《易》为孟氏学呢? 我们知道，汉《易》虽本于田何，但老师在具体传授弟子时，往往侧重点各有不同。考丁宽师从田何，并且是田何的得意弟子，但他又“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可知他所学的内容，没有他的另一位同学周王孙的《周易》“古义”，故再至雒阳，“复从“而学之，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汉书·儒林传》中介绍丁宽时，有这样一段话：“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据此，可考定孟氏《易》的内容应是“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与丁宽的“ 《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谊而已”及《汉志》所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中有关孟氏《易》的内容，故翟牧、白生从孟喜所学，无非如上内容，其中即便有“卦气”说的内容，亦无非是一般知识，用以解经而已，肯定不包含“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阴阳灾变内容，此书孟喜只传给了焦延寿，兼之孟喜为此而蒙上“改师法”的恶名，故翟牧、白生与之划清界限，不承认焦氏所学的内容为孟喜《易》，这也就毫不足怪了。《汉书·艺文志》所载《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等，这些才是焦氏由孟喜处所得的“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的内容。

     二、《子夏易传》与《易传》中的“卦气”说

　　“卦气”说不但汉初已有，追寻先秦时代，先儒认定早在《子夏易传》(本文所言《子夏易传》指唐陆德明《经典释文》、 鼎祚《周易集解》等相关典籍所引者，而非指传世伪书，如四库本《子夏易传》之类。而子夏，笔者认为即春秋末期孔子弟子卜商。) 中已有“卦气”之说。朱震《汉上易传丛说》：“鲋，子夏作虾蟆，此五月卦也。”张惠言在《易义别录》中同意朱震的说法：“朱子发云：井为五月之卦，‘蝼蝈鸣，故曰虾蟆’。”朱震《汉上易传》于《井》九五注曰：“井，五月卦，阴气自下而上。”惠栋《周易述》于《井》卦九二爻疏曰：“鲋，虾蟆，子夏义，井，五月卦，故有虾蟆。”据此，刘玉建同志也认为“有可能在子夏时已有过六日七分法及以卦配候学说”(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0页)，我完全同意如上看法，因为朱震《汉上易传》释《复》卦“七日来复”时引：“子夏曰：极六位而反于《坤》之《复》，其数七日，其物阳也。”这显然是以“十二消息卦”解说“七日来复”之旨，亦只有用“十二消息卦”才能作如是之解，从而体现出《彖》于此曰“天行也”之旨，这是《子夏易传》中应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另一条证据是：《彖》释《益》卦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孔颖达《周易正义》说：“《子夏传》云：‘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益。’孟喜亦与此同。其意言必须雷动于前，风散于后，然后万物皆益。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风之为益，其在雷后，故曰‘风雷益’也。”这段文字乃孔颖达引《子夏传》与孟氏《易》解《益》卦。“如二月启蛰之后，风以长物，八月收声之后，风以残物”云云，当为孔氏当时所见子夏与孟《易》中释此之旨。所谓“二月启蛰之后”，当指“卦气”中二月“惊蛰”之后；“风以长物”，指正月初候“东风解冻”后，即有二月之“桃始华”，三月之“桐始华”“萍始生”等等，故“ 风以长物”也。所谓“八月收声之后”，指八月卦候“雷乃收声”之后。所谓“风以残物”，乃指九月“草木黄落”“蛰虫咸俯”等等，所谓“风之为益，其在雷后”，乃指其在二月春分“雷乃发声”之后。凡此种种，皆以“卦气”之七十二候释其说。由此亦可知子夏与孟喜当时用“卦气” 解《易》之一斑。另外，《孔子家语·执辔》(案：《孔子家语》一书虽出自后儒所撰，但其多数内容实当皆出自先儒之手。篇幅所限，兹不赘述。)中有关子夏的一段资料，过去未引起先儒注意，但却不可忽视地反映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 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其余各从其类矣。乌鱼生阴而属于阳，故皆卵生。鱼游于水，鸟游于云，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游不饮不食，万物之所不同……”所谓“八主风，风为虫，故虫八月而生“，先儒之解多不确，其实此指“卦气”中秋分之“次候“为“蛰虫培户“。因依“卦气”说，《巽》为八月之卦而巽为风，《观》为八月之卦而位居卦候“蛰虫培户“ ，故“八主风，风为虫，虫八月而生”。所谓“故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此更为明确地道出子夏与“卦气”的关系，因为依七十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在兑秋“寒露”节，而“ 立冬”当为“雉入水化为辰”。由于两节气时间距之较近，故后人遂有“雀雉化”之说，估计《孔子家语》作者引用时将“雉入水化为辰”与“雀入海化为蛤”相混而误，故曰“立冬则燕雀入海化为蛤”。文中子夏又说：“羽虫三百有六十，而凤为之长；毛虫三百有六十，而麟为之长；甲虫三百有六十，而龟为之长；鳞虫三百有六十，而龙为之长；果虫三百有六十，而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也。殊形异类之数，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此句先儒多解作“此乾坤之美也”，误矣!此句子夏反复强调“三百有六十”之数，方可展现“ 《乾》《坤》之美”，此显系“卦气”中以《乾》《坤》生“十二消息”卦，而当“三百有六十”之说，而“王者动必以道动，静必以道静，必顺理以奉天地之性”亦与《彖·豫卦》：“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的精神完全一致，由此而观之，《孔子家语》中的这段记载，恐非后人杜撰，因后人绝难杜撰出如此高深严密的妙文。

　　行笔至此，我们就不能不想到“十翼”与“卦气”的关系了。

　　我们先读《彖》释泰卦：“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其释否卦：“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释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释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释剥卦：“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释丰卦：“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释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以上《彖》中的语句，显然带有“卦气”说的痕迹。而更为显明的是，《彖》中有一些明显有季节色彩的话语，若案之“卦气”，皆与其说一一相符。如《彖》释离卦：“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卦气”以离主夏，故“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大象》释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彖》释解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案“卦气”中解卦居“春分”，在“雨水“之后，相邻大壮卦，其候“雷乃发声”，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彖》释益卦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依“卦气”，《益》卦居正月“立春”之节，正“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后，“鱼上冰”之际，故“天施地生”也。

　　《象》与“卦气”的关系，特别是《大象》与“卦气”的关系，鄙人在《象数易学研究》第二辑(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3～90页) 中曾有专文《今帛本卦序与先天方图及“卦气”说的再探索》进行过讨论，此不赘述。如若将《礼记·月令》中所载天子于不同节气所行之事，与依“卦气”之相同节气排列的有关各卦《大象》进行对比，我们即会发现它们在文字内容上是何其一致!如上所举《大象》释《解》卦：“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而《礼记·月令》于此月则曰：“仲春之月……始雨水……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

 　　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大象》释旅卦何以会说出“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如今始知，原来依“卦气”说，旅卦居“立夏”四月节，其卦候曰“蝼蝈鸣”，案《礼记·月令》于此月曰：“孟夏之月……蝼蝈鸣……是月也，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故《象》曰“ 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也。若依“卦气”中六十卦配候一一对比各卦《大象》与《礼记·月令》，这种内容相同的例子极多，此处就不再例举了。

　　《左传》记载昭公二年晋韩宣子使鲁时，见《易象》与《鲁春秋》而叹“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过去人们总是不理解何以观《易象》而知“周礼尽在鲁矣”，并难晓何以由此而知“周公之德”“周之所以王”，方今才悟到当年《易象》的内容，当与今本《大象》之内容相去不远! 《文言》中有一段话很重要：“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文中”大人“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奉天时” 思想亦与《礼记·月令》所记载的天子于不同节气行不同之事的精神相一致。结合《彖》释《节》卦“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可知《文言》《彖》与《大象》作者一样，皆参考过当年《易象》的内容。《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之内容，亦当皆参考过当年《易象》的内容而成。在此特别应该提到《大象》中释《复》卦的一段话：“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文中有“ 至日”，每到“至日”即“闭关”而“商旅不行”。按照“卦气”说，《复》卦在“冬至” ，西汉时，每逢“冬至”“夏至”，官吏休息不办公，据说其习相沿已经很久了：《汉书·薛宣传》：“及日至休吏……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既称“所繇来久”，可知秦汉之前已有此习俗。《大象》释《复》既称“至日闭关”，可证作《大象》之际，已有《复》卦当“至日”之说无疑，此可作为作《大象》之际已有“卦气”说的一条确证。第二条证据在《说卦》中，《说卦》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依京房八卦“卦气”说，震卦“春分”正是《说卦》万物之“出”的时节，巽卦“立夏”正是万物出“ 齐”的时节，离卦“夏至”是万物成长而“相见”(此“见”为现)，坤卦“立秋” 是万物长成而“致役”于养，兑卦“秋分”是万物丰收而“悦”，乾卦“立冬“是阴阳二气相薄而战，坎卦“冬至“是万物归藏而劳，艮卦“立春“是旧的一年“成终”和新的一年“成始”。故《说卦》此章，实际上乃是记录了古人“卦气”之说。其中尤为明确无误的一句话是，“ 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这就极其清楚地道出了早在《说卦》成篇时，已有以兑主秋之说，因而成为《说卦》作者应用“卦气”说的另一条确证。

　　若细读《系辞》，我们将会发现其作者更是精于“卦气”之说。除由“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及“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等文字中可以看出受“卦气”的明显影响外，《系辞》又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这种以《乾》《坤》两卦之爻主一岁的说法，以及“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亦与“卦气”的《乾》《坤》生十二辟卦说相一致。然而最为重要的证据则是《系辞》作者在其上下两篇中以“子曰”的形式共计诠解了《周易》十六卦中的十八条爻辞。从上下两篇对十八条爻辞的解说看，上篇由释《中孚》卦九二爻开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尔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下篇由释咸卦九四爻开始：“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而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案之“卦气”七十二候，则《系辞》上篇所释第一卦中孚卦当为“冬至”初候第一卦，而《系辞》下篇所释第一卦咸卦，则为“夏至”初候第一卦，《系辞》作者这种以“卦气”中冬夏二至之首卦，各领其上下篇所解各卦之首的排列方式，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因为《系辞》作者在解释咸卦这段爻辞时，已经非常明确地讲到了寒暑问题，《系辞》作者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因为《系辞》作者先解说了位居上篇“冬至”第一卦的《中孚》，自然是“寒往”了，而《咸》卦本身位居“夏至”，当然是“暑来”，故而《系辞》作者释此爻时，先说“寒往”，而后说“暑来”，其义正在于斯!“往者屈也，来者信也”，此说“十二月消息“往来屈伸之变也，此由“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可知。下面“尺蠖之屈”“龙蛇之蛰”云云，与冬至初候之“蚯蚓结”相近，亦在说明应随节气变化而屈伸蛰存。这说明《系辞》作者确曾参考过“卦气”卦序。

　　综上所考，可知“十翼”与《子夏易传》作者的确曾受“卦气”说影响无疑。

　　据说“卦气”中七十二候之说起源很早，《新唐书·历志》僧一行之“卦候议”说：“ 七十二候，源于周公《时训》，《月令》虽颇有增益，然先后之次则同。”案《时训》其书是否为周公所作，虽难下定论，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已有七十二候说，故先秦时已有此说无疑。由庄子称“《易》以道阴阳”及《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肔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可知，古有《易繇阴阳卦》之书，“与《周易》略同”。汉人的“卦气”说，或即源于此类书。此类书在“十翼” 作者所处的时代，人们还可见到，恐怕这就是《彖》《象》《系辞》《文言》《说卦》等篇受“卦气”思想影响的原因。依据传统之说，“十翼“为孔子所作并传，其师承关系可一直推至汉人田何。入汉，由夏侯始昌“明于阴阳”“说灾异”、高相治《易》“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及魏相上表言事引《易阴阳》、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等等思之，此类书汉时仍有传授，因其“与《周易》略同”，因而应属“汉兴，田何传之”的内容。因此，“卦气”说绝非首出孟喜之手，在先秦时代当早已有之，其起源应该很古。

    三、更早的后天八卦与“卦气”说资料

　　案《殷墟文字缀合》261：“辛亥卜，丙，贞帝于北方曰伏，风曰？，？辛亥卜，贞帝于南方曰微……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贞帝于西方曰彝，风……“ 此片是武丁时代的禘(帝)祭卜辞，重要的是四方风名完整。再考《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520：“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微。西方曰？，风曰彝。〔北方曰〕伏，风曰？。”此处四方之名同《殷墟文字缀合》261相比，只是南、西二方的方、风之名互倒。案《殷墟文字缀合》与《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这两段甲骨资料非常非常重要!它揭示了一个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史实，即：此四方之名，正与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正卦相同!

　　我们看，所谓“东方曰析”，古“析”、“震”同义：《释名·释天》：“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又曰辟历，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震卦主东方。所谓“南方曰微”。《广雅·释诂》：“微，离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离为南方之卦。所谓“西方曰夷”。古“夷”“兑”同义，《尔雅·释言》：“夷，悦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兑卦主西方。所谓“北方曰伏”。坎卦为隐伏，此见之《说卦》，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坎卦主北方。由后天八卦方位与武丁时代四方风名相同思之，后天八卦方位起码源于商代无疑。

　　同样重要的史料还见于《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日出，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鸟兽氄毛。”案“? ”“藏“同义，《说卦》称坎为隐伏，亦有“藏”义，而“夷”“彝”同音相通，故我们将《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与前引《殷墟文字缀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中的风名相对照：“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厥民析”，而“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据前所考，“析”与“震”同义，故“ 厥民析”即“厥民震”也!同样“平秩南讹……以正仲夏，厥民因”，而“南方曰因，风曰微。”据前考，“微”即“离”，故“厥民因”，即“厥民离”。同样，“平秩西成……以殷仲秋”之“厥民夷“即“厥民兑”，而“以正仲冬“的“厥民? “即“厥民坎“。通读《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如果将文中的“析”“因”“夷”“? ”换成四正卦之“震”“离”“兑”“坎”，则一篇“卦气”说文字跃然纸上矣!

　　我们再看《山海经·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东极、离瞀，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而《山海经·大荒南经》：“南方曰因，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因《山海经》保存的不全，仅三方风名。案“折”“析”古同，《说文》：“析，破木也，一曰折也。”

　　由以上之考，我们可知四正卦与“卦气”说其源久矣!

　　四、结语

　　我们早已知道，《易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一部典籍，确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特殊阐述方式。通过如上探索，我们亦知《易传》与《子夏易传》同样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与“观象系辞”的阐述方式，当我们探讨如上“十翼”之文及《子夏易传》等篇章与“卦气”的关系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所阐发的义理都是生发于象数之本的。如前面例举的《系辞》中“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及《大象》释《解》卦：“雷雨作，君子以赦过宥罪”、释《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云云，它们绝不是随意谈“寒暑”与“赦过”的问题，而是严格依据“ 卦气”中节气排列的先后而谈，是先“寒”后“暑”，还是先“暑”后“寒”，是体现春生夏长而“省囹圄”、“出轻系”，还是应和秋煞之气而“缮囹圄”、“务搏执”，都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界定，绝不是妙笔生花，自行发挥。故“十翼”及《子夏易传》中那些高深义理，都不是游离于象数之外的泛泛空谈，而是严格按照义理根于象数、象数义理合一的模式阐发出来的。

 　　由此而追溯春秋时代的《易象》一书，我们终于理解了：必定是古人经过“仰观”“俯察” ，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架构出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象数义理合一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这种“礼”，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狭隘理解的日常生活中人人应该遵循的规范，它更是一种人文之政道与治道!我们由此也理解了《月令》被置入《礼记》之中的深刻理由，乃在于由法天地而循四时之序引伸出人文之政道与治道。因此，先贤才会有“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之叹!

　　故《彖》《象》《文言》《系辞》《说卦》等篇中所表达的经天地、理人伦的精妙义理，无非是古代《易象》学说在学理上的升华与延续。它们的出辞吐语，皆本之于象数，是象数渊蕴着义理，义理脱胎于象数!假若我们把象数看作是一颗长青不老之树，那么，我们可以说，义理则是这棵树上结出的丰硕之果。由此而观之，两汉先秦的易学，乃至两汉先秦的哲学、两汉先秦的思想史等，都需要在如上认知的基础上重新反思、重新审视乃至重新总结!